领袖的诱惑

发布: | 发布时间:2010-12-24,星期五 | 阅读:3,120
来源: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专栏作家 许知远

1970年10月1日的国庆大典上,毛泽东特意在天安门城楼上与斯诺亲切交谈(图片为本站所加)

还是一九七〇年,毛泽东对再次前来中国的埃德加•斯诺说:“我是无法无天,叫‘和尚打伞,无法无天’,没有头发,没有天。”就像他一九三五年未能洞察延安的真实情况一样,斯诺也没有领会毛泽东此刻的意思。在接下来为《生活》撰写的文章中,他把毛泽东说成“一个带着把破伞云游世界的孤僧”。对于很多西方读者来说,这个比喻充满了东方禅意。中国的封闭与迷狂都增加了毛泽东的魅力。天真的理想主义者相信这个国家正在进行一场伟大的社会实验,摧毁了官僚机制,排斥了资本主义与消费主义的异化,创新了教育与卫生领域,给普通人带来真正的民主与尊严。而这一切都是在一个充满哲学意识的领袖的领导下完成的。而另一些权力崇拜者又很容易拜倒在毛泽东无上的权力之下,在一个八亿人口的国家,似乎没有任何人、任何组织、任何力量可以制约他的随心所欲。

可能只有长期浸润于中国社会,你才能确切地明了“和尚打伞,无法无天”的含义与诱惑。对于很多中国人来说,这可能才是毛泽东的魅力本质。没人能否认毛泽东在二十世纪扮演的中心性角色、在更漫长的中国历史中的独特地位,还有他在很多方面表现出的卓越才能,尽管这些才能都有夸大之嫌。在强大的宣传机器的作用下,他的错误与失败,都被迅速掩盖,原属别人的成功归到了他的名下。即使他最个人化的诗词与书法技艺,也并没有人们吹嘘的那样富有创造力。“(毛的诗词)不像希特勒的画那样糟,也不像丘吉尔的画那样好”,研究唐代诗歌的杰出学者阿瑟•韦利曾这样说。而另一位艺术史家西蒙•雷斯则如是评价他的书法:“初看上去惊世骇俗,却透露出一种华而不实的自尊自大,达到了傲慢无礼的程度,假如还不算放纵的话……”但倘若他在纸墨世界还算不上放纵,他在现实世界则是无度地放纵。而正是这种放纵赋予他一种“超人”式的魅力。他可以不担心第三次世界大战,因为中国可以做好死一半人的准备;他可以成为最狂野的梦想家,因为他可以毫不理会那些灾难后果;他可以成为超级的畅销书作家与语录制造者,因为他禁止别人说话与思考;他可以被视作纵横捭阖的战略家,因为他在国内没有任何对抗的声音,国家的利益、人民的命运,都是他的筹码……

这并非他一人之力,很多客观因素为他造就了这种放纵的土壤。漫长的专制传统、近代中国的分崩离析、外来者的入侵,都带来了对强有力的领袖的渴望。人们期盼他富有组织能力,扫除他们的恐惧与迷惘,给予他们安全,洗刷种种屈辱,赋予他们的人生以意义与方向,宣布他们的人生从此站起来了。批评家李颉曾将毛泽东与鲁迅视作一个坐标的两极,他们比二十世纪的任何人都更了解中国的困境。鲁迅把自己的洞见转化成对国民性的批判,将信将疑地唤醒铁屋里沉睡的人,而毛泽东则用这种能力,来实现个人的野心与幻想,满足他没有边际的权力欲。

从江西的AB团到延安整风,从国共和谈到朝鲜战争、反右运动、从大跃进到中苏关系破裂、文化大革命,个人权力始终是他的核心目标。对他来说,这世上没有什么永恒价值,一切都视情况而定。只要能够达到目的,他可以扮演不同角色,随时更正自己的立场,没有任何道德上、信念上的顾忌。

他关于日本的一段讲话,再鲜明不过地表明了这种态度。那是一九六四年他接见一个日本代表团时说的:“我们解放后,有一位日本资本家叫南乡三郎,和我谈过一次话,他说:‘很对不起你们,日本侵略了你们。’我说:‘不,如果没有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大规模侵略,霸占了大半个中国,全中国人民就不可能团结起来反对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也就不可能胜利。’事实上,日本帝国主义当了我们的好教员。第一,它削弱了蒋介石;第二,我们发展了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和军队。在抗战前,我们的军队曾达到过三十万,由于我们自己犯了错误,减少到两万多。在八年抗战中间,我们军队发展到了一百二十万人。你看,日本不是帮了我们的大忙?”

这其中或许有玩笑的成分,是一个志得意满的政治人物的信口开河,但谁能说不是毛泽东一贯逻辑的展现——如果日本人的侵略,有助于共产党的崛起,它就有历史合理性,而当他的个人权力与欲望受挫时,他连这个政权也可以不要。不管挡在他的个人之路上的障碍是同志的生命还是民族命运,他都可以随意牺牲。

但为何这样一个人物的画像依旧悬挂在天安门城楼上,他的遗体仍旧被瞻仰,而公众又经常泛起对他的怀念,他的形象又成为中国崛起的象征,进入了全球的消费系统。他的成就与魅力无可否认,但是我们该怎样面对他代表的巨大黑暗呢?他的个人失误给中国社会、给千万普通人带来的摧毁性的创伤。如今,我们似乎对此视而不见。

一方面,关于毛泽东与毛泽东时代的反思却从未真正开始。尽管他担心邓小平变成另一个赫鲁晓夫,毛泽东从来没有遭遇过斯大林式的命运——被彻底地谴责与否定。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毛泽东不仅是中国的斯大林,还是中国的列宁,否定他意味着对整个共产党合法性的否定。毛泽东的种种言行,和他导致的灾难,仍旧沉睡在档案袋中。当事实不够全面与清晰时,所有的谴责都显得过分情绪化,甚至陷入一种简单的谴责——毛泽东是一切不幸的渊源,倘若我们从他的阴影中摆脱出来,就自动获得了智慧和精神的纯洁,这真是一个讽刺性的结果,人们曾经通过不加节制地崇拜、夸大毛泽东,来让自己显得更强有力,如今又把一切罪责推到了他身上,不承担自身对应的责任。而中国共产党政权也必定牢记苏联的教训,戈尔巴乔夫的“公开性”成为了瓦解苏联帝国的第一步:当越来越多的秘密与残酷记忆被释放出来时,它们演变成海啸式的力量。

官方压制只是原因之一,更重要的是,绝大多数中国人不知道该如何面对这段复杂的历史。这段历史与个人经历混杂在一起,我们都是这场悲剧不同程度上的共谋者。俄国历史学家米哈伊•格夫特曾说,斯大林主义的真正力量与持久遗产,既不是国家权力结构,也不是领导人的个人崇拜,而是它进入了我们每个人的内心。而对于几代中国人来说,我们每个人体内都居住着一个毛泽东。对两代人来说,不管是他们热情投奔了延安,还是身经了新中国建设、文化大革命,那些理想也好、青春也罢、或者是种种磨难,毛泽东始终是他们生命经历中的重要部分,是他们感情投入与自我选择的结果。彻底否定自己的过去充满了困难。这种值得理解的情感背后,隐藏着中国社会更深层的困境。毛泽东凸显了绝大部分中国人对于“权力”与“恶”的态度。

几乎所有人都渴望他那“无法无天”的放纵权力。与食物、性一样,权力是人天然的欲望。但很少社会比中国社会的权力更集中(政治、经济、文化权力总是混合在一起,后两者总是从属于前者),更分配得不平衡。以至于中国人已将这样一种形态习以为常——要么你拥有无限权力与自由,要么就被悲惨地奴役。又由于人口众多、普遍的物质压力,某种特别的权力成为维持个人生活的基本保证。即使在近代危机之前,中国社会与其说是一个恬静、自足的乡绅社会,不如说是一个充满丝丝入扣的权力关系的网络,它是一个曹雪芹笔下的“贾雨村的世界”,也是历史学者吴思眼中的充满“潜规则”的世界。某种意义上,权力是中国社会的宗教,它给予生活以保障、赋予人生意义,是种种欢乐与痛苦的源泉。借助现代的意识形态与技术,毛泽东把权力的集中推向了极致。历史上的皇帝,即使不受困于官僚系统的制衡,也至少要在表面上尊重祖宗的传统或儒家之道,忧虑上天的审判,他们也没有手段来动员如此广大的人群,把自己的意志输送到社会的每个角落。当毛泽东感慨“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时,他或许也对他的能力自信不已。他生活在一个传统秩序瓦解、现代技术诞生的年代,他可以武装现代军队、把广播大喇叭安在每个乡村、把自己著作发到每个人手中,他既可以不理会传统,也可以像路易十四一样感慨:“我死后,管他洪水滔天”。

这种权力既没有外在制衡,也缺乏内在的反省,与我们对“恶”的态度相关。“恶将是战后欧洲知识生活中的根本问题, 就像死亡是上一次大战后的根本问题。”汉娜•阿伦特在一九四五年写道。“恶”也本应是后毛泽东时代的根本问题。从一九五零年到一九七六年,一浪超过一浪的暴力、死亡与仇恨,席卷了中国、进入每一个社会组织,侵入了最私密的家庭空间与个人生活,丈夫与妻子划清界限,儿子将父亲推上批斗台,同学对老师的殴打,武斗带来的人吃人……所有匪夷所思的残酷与邪恶,都在其中上演,而且人人卷入其中,你可能同时是受害者、施暴者、见证人。而一切都是在人人高喊毛主席语录的狂热中发生的。反思却从未真正开始。林彪与“四人帮”成为历史的替罪羊,伤痕文学则将人们打扮成受害者,当老作家巴金开始少许的自我忏悔时,就迎来一片颂扬声。

当罪恶没有被详细记录,没有被一点点拆解,它就变得模糊和难以记忆。它也与中国的文化传统有关,中国文化中从未发展出对恶的深层解释。恶没有被视作生命不可避免的一部分,而是一种失常,人们用各种方式压制和回避,把它简化成一个道德问题。而经过毛泽东时代,连这可怜的表层道德约束也消失了,伪君子则变成了真流氓,恶失去了最后的制衡机制,它登堂入室。

而今天,你在毛泽东的追随者身上,也嗅得到对权力的迷恋与道德上的普遍麻痹症。二十年前的毛泽东热中,在作为社会变革牺牲品的缅怀者身上,不也充斥着对特权的怀念——他们曾是中国的特权者,打倒了资产阶级与臭老九,批斗了官僚。而这一轮的热潮背后,是不断上升的民族主义情绪。就像乔治•奥威尔所说,所有的民族主义者都是权力的热衷者,他们不过是把个人权力欲隐藏在集体之后。在国家主义者身上,只要国家强大了,付出多少代价都是值得的,当然前提是,他们站在成功的中心,而不要成为牺牲者;在那些商人身上,则是商业伦理可以弃置不顾,利润会给你合法性;艺术家们,则是国际市场上的成功、个人的荣耀,他们不觉得艺术家有责任去诚实地面对历史与现实;而那些高唱毛泽东时代歌曲的官员,则是赤裸裸地向世人宣称,谁才是这个红色政权的继承者……他们都丝毫不受任何道德上的困境与挣扎,良知仅仅是成功之路上的某种阻碍。而对于青年一代,历史记忆变得日渐迷惑,他们觉得错过了文革,那才是个激情燃烧的岁月,他们还要承担整个道德秩序崩溃的后果,成为赤裸裸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信奉者。

而整个社会、每个人都必将为此付出代价。事实上,我们不正在付出代价?当我们抱怨整个社会的溃败、残酷与冷漠无处不在时,它们都与毛泽东的遗产、我们对于毛泽东的态度紧密相关。

(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作者最近的一本书是《极权的诱惑》,台湾八旗文化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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