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猫外交前景堪忧?

来源:FT中文网 | 发布: | 发布时间:2017-11-21,星期二 | 阅读:962

一声锣响。随着红色幕帘缓缓拉开,人群中爆发出阵阵惊叹声。幕帘后面是中国派驻西方的新晋大使——一对胖乎乎的大熊猫,正坐在地上大嚼竹子。

站在玻璃前的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Angela Merkel)距离熊猫只有数米之遥,她眉开眼笑,像个兴奋的小学生一样双手握拳,做出加油的手势。站在她身旁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像一个自豪的家长一样,看着默克尔对着大熊猫低声细语。这对大熊猫由中国政府租借给柏林Tierpark动物园,租期为15年,年租金为100万美元。

“这一盛事标志着我们两国的关系,”默克尔在介绍3岁的“梦梦”及其准配偶7岁的“娇庆”时说道,“过去一年我们在G20框架下进行了非常紧密的合作,如今我们在这里看到了两位非常亲切的外交官。”

熊猫外交在这里发展到了极致,也取得了最大的成功。7月初,就在喧嚣的20国集团(G20)峰会在柏林开幕前两天,习近平和默克尔——世界第一大和第三大贸易国的领导人——与大熊猫一起出现在全世界媒体面前。

“此次国事访问的主要目的就是表现……在G20峰会前夕两国关系多么顺畅,而将要出席此次峰会的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不会对任何人友善。”德方安排此次访问的一名相关人士表示,“(移交熊猫的)那一刻是我们庆祝两国关系多么紧密的时刻。”

据知情人士表示,通过把两只“国宝”托付给柏林、又亲自见证了揭幕仪式,习近平巧妙地传递出中国相信德国可能取代美国、成为西方世界领导人的信号。这是外交舞台上的隆重一幕,而主角正是极富政治色彩的大熊猫。

关于大熊猫(Ailuropoda melanoleuca)的一切都充满了意义和象征性。大熊猫是现存的世界最古老物种之一,人们只在青藏高原东部边缘山区的一小块区域发现过野生大熊猫的身影。

在西方很多人眼中,大熊猫代表着野生动物保护事业(自从1961年创办以来,世界自然基金会(WWF)一直以大熊猫为标志)、性事上的糟糕表现、或许还有“功夫熊猫”的卡通形象。在中国,大熊猫是珍贵的“国宝”,是中国的善良本性、独特性和古老文化的集中体现。

人们为保护大熊猫免遭灭绝投入的金钱、时间和努力,远远超过对其他物种的投入。因此,大熊猫被认为是物种保护的试金石——如果人类竭尽全力都没能挽救这一标志性物种,那么其他不那么富有魅力的动物还有什么希望呢?

英国《金融时报》对中国和西方专家进行了数十次采访,并多次前往中国及海外的保护区和动物园,从而揭开了比大多数西方动物园、保护组织和中国政府所呈现的情况更复杂的景象。本篇报道的核心是大熊猫如下两种角色之间的紧张关系:代表中国实力的政治标志,以及代表动物保护事业的全球标志。

“在某些方面,大熊猫是地球上最幸运的物种——但在其他方面,它一点也不幸运,”北京大学(Peking University)野生大熊猫专家王大军表示,“人类想保护大熊猫不是出于科学研究目的或是因为它们具有重要的生态意义,而是因为它们拥有可爱的外表,并且有重大政治意义。”

如今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国防预算位列全球第二。它被视为即将登场的一个超级大国——如果说还不是事实上的超级大国的话。但在“软实力”方面——这种能力让其他国家喜欢你、或者至少能在无需胁迫或贿赂的情况下照你希望的做——中国仍然薄弱。它希望改变这种状况。

根据哈佛大学(Harvard University)教授约瑟夫•奈(Joseph Nye)于上世纪90年代初提出的经典定义,一个国家可以通过三种方式来提升自身吸引力:文化、政治制度和外交政策。美国是历史上施展软实力最成功的国家,但包括英国在内的其他国家数世纪以来也在不断培育软实力。

古代中国曾通过文化和政治吸引力统治着亚洲大片土地,但直到近来很少有国家被现代中国的政治体制或外交政策所吸引。于是就只能靠中国丰富而古老的文化和文化象征了,比如大熊猫。

中国官方媒体把大熊猫形容为习近平打造软实力的最“强大的武器”。为了让中国在全球观众面前看起来“软”萌可爱,官方媒体通过Twitter、Facebook和YouTube(在中国均被禁用)放出了无数的大熊猫耍宝的视频。

中国的宣传攻势常常得到世界各地政治家的帮助。除默克尔外,从英国前首相爱德华•希思(Edward Heath)到米歇尔•奥巴马(Michelle Obama)、贾斯廷•特鲁多(Justin Trudeau)、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弗朗索瓦•奥朗德(François Hollande)和西班牙王后,许多领导人都跟大熊猫合过影。

我们对大熊猫的一致喜爱,甚至促使神经学家探究人类为何认为它如此可爱。该理论(在德语中被称为kindchenschema)认为大熊猫与人类婴儿的相似性——胖嘟嘟的脸蛋、颤颤巍巍的步态、短而扁的鼻子和超大的眼睛——触发了我们的大脑对婴儿的反应。“对于中国而言,大熊猫就相当于英国王室。”奈向英国《金融时报》表示,“和王室一样,大熊猫是宝贵的资产,因为你可以把它们展示出来。你把它们带到世界各地,它们大大提升了中国的软实力。”

大熊猫的部分影响力来自于它作为动物保护事业标志的国际角色。去年底,国际自然保护联盟(IUCN,全球保护濒危物种的权威组织)正式把大熊猫从“濒危”降级至“易危”,这看上去是对中国数十年来保护其国宝免遭灭绝的努力的一次认可。

但中国政府并不这样认为。据5名知情人士表示,中国官员对该决定勃然大怒,从那时起一直激动地游说IUCN撤销这一决定。中国当局担心降级会降低大熊猫的价值——无论是从经济角度还是政治角度,并且可能威胁旅游业收入和面向外国的大熊猫租借业务。“他们对于(大熊猫被降级)非常生气,因为这使得大熊猫的重要性降低了,使他们更难赚钱和吸引人们对大熊猫的注意力了。”其中一名知情人士表示。

IUCN的决定纯粹是基于中国政府自己的官方数据(数据显示野生大熊猫数量稳定且还在增长,同时栖息地也在稳定地再生)从科学角度做出的决定。但是其中大部分数据以及数据收集的方法披着神秘的外衣。就连官方公布的野生大熊猫数量——据2015年公布的调查结果是1864只,这一数字精确得可笑——都被中国顶级科学家形容为“政治数据”。

这些科学家(因担心惹恼当局并影响自己的事业而要求匿名)担心,IUCN的降级决定是基于中国官员描绘的具有欺骗性的美好景象,而这些描述不能准确反映出野生大熊猫生存状况日益恶化的情况。

外国动物园和政府付给中国大笔资金(标准协议是每对大熊猫每年收取100万美元费用)供后者“保护”大熊猫,并凭借中国政府提供的同样乐观的景象来评估“保护”的成功。他们对这些资金的去向没有发言权,也不知道这些钱实际上是怎么花的。

与此同时,中国的繁育中心实际上已经变成了“熊猫工厂”,繁育出了比科学家所称保持遗传多样性或物种存活所需数量多得多的圈养大熊猫。不到10年时间,圈养大熊猫数量翻了一番,如今已超过510只,但到目前为止,将大熊猫放归野外的尝试都失败了。这部分是因为人工繁育出来的大熊猫生存技能有限,还有部分是因为人类活动还在不断地破坏它们在中国西南的自然栖息地。

因此,执政的中共让多余的熊猫发挥软实力大使的作用,向中国认为友好和重要的国家展示中国的善意。

中国四川省西部偏远山区一处陡峭山谷的边缘处矗立着一座壮观的木制建筑——外观为中国传统风格的四合院,但内部为欧洲哥特式大教堂构造。这座由法国天主教传教士于1839年建造的建筑,曾经是狂热的动物学家、植物学家谭卫道神父(Father Jean Pierre Armand David)生活的地方。1869年,几名当地猎人给他抬来一具年幼“黑白熊”的尸体,他由此成为首个“发现”大熊猫的西方人。

实际上,首次有记录的“熊猫外交”可以追溯至公元685年——唐朝临朝称制的太后武则天向邻国日本赠送了一对活的熊猫。但出人意料的是,熊猫在中国历史上很少再被提到,直至谭卫道的偶然发现引发了国际社会对大熊猫的强烈兴趣,最终使熊猫承担起了中国使者的角色。

上世纪20年代末,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的两个儿子克米特•罗斯福(Kermit Roosevelt)和小西奥多•罗斯福(Teddy Jr)率领一支探险队前往四川,他们射杀了一只大熊猫,将其剥皮做成标本并送到了芝加哥菲尔德博物馆(Chicago Field Museum)。后来,美国探险家露丝•哈克尼斯(Ruth Harkness)在1936年把一只伪装成小狗的活熊猫幼崽偷带到了美国,引发了一波熊猫热。

1941年,为感谢美国帮助中国抗击日本侵略者,中国领导人蒋介石委员长(Generalissimo Chiang Kai Shek)的夫人把一对大熊猫——潘迪(Pan-Dee)和潘达(Pan-Dah)——赠送给纽约布朗克斯动物园(Bronx Zoo),这是大熊猫在现代首次被当作政治礼物。中共1949年掌权后,毛泽东主席拾起了赠送大熊猫给关系密切的盟友的做法——他送的是朝鲜和苏联。

这标志着中国熊猫外交的首个阶段。熊猫外交总共可粗略划分为五个阶段,这五个阶段也跟中国自身经历的几次重大变革重合,可大致概括为:共产主义阶段、和解阶段、资本主义阶段、保护阶段和软实力阶段。

第二阶段始于1972年,在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著名的对华访问期间,一对大熊猫抵达了华盛顿特区的国家动物园(National Zoo),以象征中国与资本主义西方恢复友好关系。这对大熊猫在美国掀起了新一轮“熊猫热”,在接下来的10年间,中国向包括美国、英国、日本、法国、德国、西班牙、墨西哥在内的国家赠送了不下12只大熊猫。

资本主义阶段始于上世纪80年代初,这与当时改变中国的快速致富的市场改革形成呼应。在这一时期,中国开展了利润丰厚的大熊猫短期出租,西方(主要是美国的)动物园租入大熊猫以吸引参观者并以此赚钱。

最终,美国鱼类及野生动物管理局(USFWS)禁止了此类大熊猫短期借入行为,熊猫外交的纯商业时期便逐渐结束。但来自动物园和公众的需求仍然非常高,同样高的还有中国对于利用这种善意的渴望。1996年,圣迭戈动物园(San Diego Zoo)同意以每年100万美元的价钱,“研究性租借”一对大熊猫,租期12年。这一开创性的安排既让不愿永久性出让大熊猫的中国当局满意,同时又可以安抚自然保护主义者,后者抱怨大熊猫受到了以盈利为目的的压榨,称这种做法违反了多项美国法律。上述协议开启了熊猫外交的保护阶段,而且成为了未来所有大熊猫租借项目的样板。

很难确定熊猫外交具体从何时起变成了中国软实力如此明确的一个载体,但过去几年,中国政府强调的重点显然已经从保护回到了熊猫的政治意义。

“如今,大熊猫的政治和外交意义正在破坏其动物保护意义,”《大熊猫之路:中国政治动物的奇妙历史》(The Way of the Panda: The Curious History of China’s Political Animal)一书作者亨利•尼科尔斯(Henry Nicholls)说,“这种转变……是中国高层刻意的政策决策的结果,从数据中便可窥见一斑。”

据官方统计,截至2015年年中,在中国内地之外的12个国家和地区的动物园中,仅生活着42只大熊猫。如今,共有70只大熊猫生活在中国境外的20个国家和地区,还有多项租借协议已经达成或者正在协商之中。仅在刚刚过去的几个月,中国已经(或者承诺)将大熊猫送至德国、荷兰、芬兰、丹麦和印度尼西亚。

“熊猫特使”数量激增的最重要原因,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提升中国在海外软实力的重视。多位了解熊猫租借过程的人士表示,习近平亲自批准每一份对外熊猫租借协议。但在习近平决定是否向一国出借大熊猫之前,中国要求该国元首(丹麦女王或者德国总理默克尔本人)亲自提出租借熊猫的请求。参与这一过程的人士表示,复杂的谈判以及外国领导人的亲自参与,让他们联想起古代中国皇帝接见被视为蛮夷求见者时的种种仪式。

中国这样安排还有更加现实的利益方面的考虑。近些年达成的许多租借协议,在时间上都跟中国与熊猫接收国之间签署重大贸易协议重合。例如,在同意向中国出售核技术和铀之后,澳大利亚、法国、加拿大都收到了大熊猫。2011年,苏格兰接收了一对大熊猫——作为共享海上钻探技术和向中国供应三文鱼的协议的一部分;荷兰在同意向中国提供先进医疗服务之后也于今年收到了租借的熊猫。

“如果看看如今大熊猫在世界的分布,你看到的全都是那些在向中国提供商品和服务方面至关重要的国家,”牛津大学(Oxford University)史密斯企业与环境学院(Smith School of Enterprise and the Environment)高级研究员保罗•杰普森(Paul Jepson)说,“可以把这看作‘熊猫认证’——出借大熊猫是象征和确认中国与另一个国家长期信任关系的举动。”

2014年米歇尔•奥巴马与母亲和女儿一起在成都给大熊猫喂食

赠送大熊猫这一行为隐含的是一种默契,即接收国认可如下这些中国最看重的政治立场:只有实行威权主义的共产党有权统治这个国家,西藏及实行民主制度、分治的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大熊猫还可以用来惩罚那些偏离这种默契的国家。2010年,在中国警告美国总统奥巴马(Obama)不要会见西藏流亡精神领袖达赖喇嘛(Dalai Lama)仅两天后,出生于亚特兰大动物园(Zoo Atlanta)和华盛顿特区的国家动物园的首批存活下来的熊猫幼崽便按照中方的指令被送回国。中国之所以可以施加这样的惩罚,是因为所有熊猫租借协议中都有一项条款规定,在国外出生的所有熊猫幼崽的所有权都属于中国,熊猫的血液、皮毛、精液等所有生物物质也是一样。

在四川的崇山峻岭之中,谭卫道居住过的教堂如今成了一个很少有人参观的旅游景点,根据陈列馆的介绍,这个教堂纪念着中法的一段大熊猫缘。教堂坐落于面积4万公顷的蜂桶寨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边缘,该保护区是分布在这一地区的67处大熊猫保护区之一,这一地区据称保护着约三分之一的现存大熊猫栖息地。

大熊猫野外生存的最大威胁(严重程度远远超过其他威胁)是其自然栖息地的丧失。11名中国和国际科学家近期进行一项研究发现,虽然经过几十年的努力保护,但大熊猫当前的栖息地面积比上世纪70年代中期减少了5%,保护区内道路的数量增加了两倍。牧养家畜对竹林造成了巨大破坏,而竹子在大熊猫的饮食中占到99%的比例。

从教堂出发直接穿过山谷,在正式保护区之外的一处区域——此处位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认定的世界自然遗产“四川大熊猫栖息地”范围内——成片的次生灌木显示出中国伐木公司曾在这里大片砍伐森林。绿色和平(Greenpeace)的一份报告显示,从2009年至2015年,这里至少有3200英亩“熊猫林”被清除,以便开展商业木材种植。绿色和平表示,上述报告发布后,这一地区的伐木活动停止了,但在整个“四川大熊猫栖息地”以及多数大熊猫保护区的边缘地区,包括筑坝、采矿在内的其他活动依然频繁。

同与大熊猫相关的许多事情一样,在中国,大熊猫自然保护区的精确边界常常被地方政府当做国家机密,这样可以让他们在有需要时候随时调整这些边界。英国《金融时报》获得的蜂桶寨自然保护区的确切坐标显示出,这些据称受保护的区域支离破碎,显然是有意避开了大多数经济活动。在最近一次走访中,我驾车沿一道河床开了几个小时,大型砂石厂的采石活动使河床变得坑坑洼洼,沿途还有不少水电大坝、水泥厂、新建旅游村,甚至一座占地面积巨大的大理石采石场。

虽然从2001年到2013年大熊猫栖息地总面积的确有小幅增加,但公路、铁路、水坝、采矿及其他人类活动造成的栖息地碎片化,意味着存活下来的野生大熊猫被隔离在30多个独立种群中,其中多数种群的大熊猫数量都不足10只。

“当我思考大熊猫的长远命运时,我并不十分乐观,”世界自然基金会驻华科学家范志勇说,“过去10年,大熊猫栖息地碎片化增加了200%,而这种趋势在未来10年只会变得更加严重。即便整个栖息地面积看起来非常大,但如果因为道路和人类的阻隔致使大熊猫无法相聚,它们仍将会灭绝。”

今年3月,中国政府宣布计划将现有的大熊猫保护区合并为一个巨型的国家公园,面积相当于美国黄石公园的3倍。科学家和自然保护主义者对该计划表示了谨慎欢迎,但也有些人对该计划的可行性提出了严重关切,甚至认为该计划有可能让情况变得更糟。

该方案要求强制搬迁至少17万居民,其主要目标之一是促进整个地区的旅游业。“旅游业可能是大熊猫及其栖息地的主要威胁,这一保护方案最大的潜在问题是,它可能以牺牲大熊猫保护事业为代价强调旅游开发。这或将对大熊猫种群数量造成巨大负面影响。”北京大学的王大军说。

遍布整个地区的政府宣传标语显示出王大军并非杞人忧天。一条标语的大意是,生态应该帮助民众致富;另一条大意是,要让山区更美更绿,因为绿水青山可化作金山银山。

然而,在狭小的科学圈之外,为了保护本身而保护在中国并不是一个受欢迎的目标。更多野生大熊猫通常被视为一种资源浪费,因为游客看不到它们,它们也带不来额外收入。“我觉得大熊猫已经足够多了,”靠在保护区拉游客为生的当地居民舒兵(音译)说,他说很多普通民众和政府官员都是这样想的。“我们已经可以在很多动物园里看到它们了,为什么还需要更多熊猫?”

这并不意味着中国政府对大熊猫的命运漠不关心。事实上,大熊猫的政治象征意义使得它受到了在几乎其他任何国家都未听说过或者说其他任何物种都未曾享有的关照。

2012年,世界自然基金会对中国12种濒危动物进行的调查发现,其中4个物种——大熊猫、亚洲象、朱鹮和麋鹿(Pere David deer,英文名以发现熊猫的谭卫道神父的名字命名)——的野外种群数量已经开始恢复,而其他8种动物的数量却在继续快速下降。

野生种群数量正在恢复的这几种动物都对中国都有一定程度的政治重要性。例如,朱鹮在日本长期被奉为国宝,它的灭绝将成为北京的外交难题。但对于麝、穿山甲及各种两栖动物等政治意义较小的物种,中国政府对保护它们的栖息地或恢复它们急剧下降的种群数量几乎没有什么兴趣。即便是大熊猫,优先发展经济的种种举措也常常与保护大熊猫栖息地的需要发生冲突。

成功租借到大熊猫的西方动物园和政府常常宣称,它们正在为保护野生大熊猫做出巨大贡献。标准的熊猫租借协议规定,租借费用(每年100万美元)的70%应当用于“保护中国境内的大熊猫”,但外国人对这些资金如何使用没有发言权。熊猫专家尼科尔斯表示:“过去,其中一些钱肯定被侵吞了,即便是现在,外国动物园和政府依然不知道这些钱都花到哪儿去了。”

在蜂桶寨自然保护区的腹地,我看到了很多废弃建筑,包括废弃的办公室和一处标有“动物救助中心”的大型空置建筑,至少一部分“保护”资金可想而知流向了这里。

“来自这些租借协议的资金本应用于保护大熊猫,但事实并非如此。”从2005年到2011年全职在中国工作的熊猫专家凯蒂•莱夫勒(Kati Loeffler)说,“这里几乎没有公园管理员,没有设备,在这些保护区里执法几乎是不存在的。这里有大量被他们标为研究实验室的空置建筑。”

同样缺乏透明度的还有野生大熊猫的真实数量。中国在过去40年里进行了四次野生大熊猫普查,但参与普查的中国科学家提出了令人不安的问题。一位科学家表示:“普查方法是一个黑盒子,除了他们公布的最终数字之外,一切都被视为国家机密。”这位科学家不愿具名,因为他不想因为谈论政治敏感问题而丢掉工作。“最终的数据必须政治上正确,不是由科学家根据调查结果决定的,而是由高层党委官员决定。”

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政府悄悄接触了圣迭戈动物园和华盛顿史密森尼学会(Smithsonian Institution)人工授精和畜牧业方面的专家,寻求他们的帮助,以实现圈养大熊猫达300只这个当时被视为不切实际的的目标。当时,中国只有约100只圈养大熊猫,中国科学家常常从野外捕捉大熊猫以增加圈养大熊猫的数量。

如今中国政府不再承认美国做出的这一关键性贡献,但到2004年,双方的合作开始带来成群的熊猫幼崽。大概5年前中国实现了圈养大熊猫达300只的原定目标,随后将目标上调至500只。上个月,中国官方媒体宣布,2017年繁殖季有42只幼崽成活(创纪录的数字),从而使圈养大熊猫总数达到了至少512只。如今该目标被再次上调至600只。

中国专家和西方专家都认为,如果不能将圈养大熊猫放归野外,培育这么多只在科学上是没有意义的。但在经历了许多年连几只存活幼崽都培育不出来的日子后,熊猫繁育机器如今几乎势不可挡——经济刺激和不同繁育机构之间的竞争都是原因。

中国国家林业局主要负责野外大熊猫,而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负责绝大多数生活在动物园里的大熊猫。两个部门都开设了大型繁育中心,为了获得政府发放给每只成活幼崽的奖金展开激烈竞争。

为了确保最大程度的基因多样性,大熊猫交配时应该利用《大熊猫谱系》(记录所有圈养出生的大熊猫的册子)进行配种。但国家林业局和住建部很少允许自己系统里的大熊猫与对方系统里的大熊猫配种,而且近年来中国政府一直对《谱系》保密,只有少数获准的科学家可以看到。

多名曾经在中国大熊猫繁育中心里工作的人士表示,这些繁育中心往往无异于“熊猫工厂”,有生育能力的雌性大熊猫被迫以远高于野外大熊猫的生产率产仔,而幼崽被带离母亲身边,绝大部分由人工抚养。

繁育中心对大熊猫的生存状况和行为发育缺乏关注,是圈养大熊猫无法在野外生存的部分原因。“中国这些繁育中心的幼崽过多,”莱夫勒表示,“他们不断繁育圈养大熊猫,因为他们只会做这一件事,之后他们不得不为它们找到市场,这就是他们可以把这么多大熊猫租借给其他国家、为政治目的服务的原因。

对于租借大熊猫的外国动物园和政府来说,该过程就像是申请举办奥运会。他们必须建造经过精心布置的专门场馆并且花钱请中国专家过来视察大熊猫状况。在每年100万租借费之外,柏林Tierpark动物园斥资约1000万美元为“梦梦”和“娇庆”建造了新场馆,还必须花费大量资金购买饲养大熊猫的竹子。

关键动机是人们误信大熊猫将带来巨额门票收入,就像熊猫外交早期阶段一样。“通常的情况是动物园在大熊猫上亏钱,”圣迭戈动物园的大熊猫专家、IUCN大熊猫专家团队的负责人罗恩•斯威兹古德(Ron Swaisgood)表示,“大熊猫的租金、食物、场馆和日常照料成本,往往会超过它们带来的收入,全球各地都是类似的情况。”

很多动物园和政府仍然热衷于与中国达成接回这些软萌“特使”的协议,但是这种充满政治意味的熊猫租借激增,已经拉低了它们的价值。面对曲折的外交谈判过程,很多驻京外交官如今一想到未来可能参与熊猫外交都头大。“我真心希望我们不这么做,”一位来自尚未拥有大熊猫但可能很快正式申请租借大熊猫的某个欧洲国家的外交官表示,“真是不值得花费巨资并如此大费周章。”

这表明了眼下熊猫外交的核心问题。该过程十分麻烦而且成本昂贵,对物种保护的好处不好说,眼下有太多大熊猫生活在中国境外,以至于越来越多的国家可能决定宁愿不费这个劲。如果这种情况确实出现了,那么现代熊猫外交不仅会损害(而不是强化)中国软实力,还会徒然毁掉这一标志性物种在野外的生存机会。

在冷战高峰期,涉足熊猫外交的不止中国。历史上或许最著名的大熊猫名叫“姬姬”(Chi Chi),1958年,这只雌性大熊猫几乎是意外地入住伦敦动物园并且一直生活在那里,直到它1972年去世。在此期间,它一直是唯一生活在西方国家的大熊猫。

“姬姬”并不是中国赠送的国礼,而是一位名叫海尼•(Heini Demmer)的奥地利动物交易商1958年以三只长颈鹿、两头犀牛、两只河马和两匹斑马从北京动物园换回的三只大熊猫之一。德默尔原本打算将“姬姬”卖给美国一家动物园,但美国当时禁止来自共产主义中国的一切进口,所以德默尔联系到时任美国中情局(CIA)局长的艾伦•杜勒斯(Allen Dulles),想看看后者是否能说服他的兄弟、时任国务卿的约翰•福斯特•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为“姬姬”破个例。

CIA的档案显示,杜勒斯出乎意料地非常重视这一请求。尽管他最终没能说服约翰改变主意,但CIA为此狠下了一番功夫,以至于杜勒斯的助手被同事戏称为“熊猫副总统”。

抵达伦敦后,“姬姬”成了WWF标志的原始模特儿(该组织创建于1961年)。它也是英国和前苏联关系的焦点,后者于1966年同意将“姬姬”接到莫斯科动物园,跟那里的雄性大熊猫“安安”配种。

这次相亲成为了一场灾难,“姬姬”对迅速发动攻势的相亲对象没有表现出丝毫兴趣。在这次熊猫相亲期间,时任英国首相的哈罗德•威尔逊(Harold Wilson)两度访问莫斯科;这次熊猫相亲为英国媒体贡献了许多笑料。

《每日镜报》(Daily Mirror)一副值得纪念的卡通漫画把前苏联总理谢尔盖•柯西金(Sergei Kosygin)描绘成“安安”,爬上树对被描绘为“姬姬”的哈罗德•威尔逊求爱。又经过多次尝试后证明这对大熊猫配种失败,1972年“姬姬”去世,没有留下后代。如今你可以在伦敦自然博物馆(Natural History Museum)中央大厅咖啡馆看到永久展出的“姬姬”的标本。

本文作者为英国《金融时报》亚洲版主编。米强(Tom Mitchell)北京补充报道

文首图由Studio AKA提供

译者/何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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